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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前 倪德锋 曾宪未 | 网上侵害人格权案件司法大数据分析——基于杭州互联网法院及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

  日期:2020-09-16 


内容提要
在互联网上侵害他人人身权而产生的纠纷是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案由之一。一方面,杭州互联网法院通过个案审理确立裁判规则,指引行为、提供价值判断,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建设良好网络生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挖掘利用司法数据,为立法完善、综合治理提供决策参考。笔者通过对杭州互联网法院两年来审理的利用互联网侵害人格权的584件案件(不含其它案由涉及人格权情况),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涉及网络的14760件人格权纠纷案件进行研究发现,近10年网上侵害人格权案件不断攀升,当事人分布广泛,商事主体涉诉较多,值得关注,年轻被告占比较大,影视明星、网络大V涉诉较多,未成年人人格权受侵害亟需重视,网络平台成为共同被告比较普遍,但判决担责较少,网络平台披露用户信息不够及时全面,精神损害赔偿已成为诉求重点,个人信息日益成为焦点。





网上侵害人格权案件司法大数据分析
——基于杭州互联网法院及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

本文刊登于《人民司法》2020年第22期

作者:杜前 倪德锋 曾宪未
作者单位:杭州互联网法院

目次
一、网上侵害人格权案件审理概况

二、网上侵害人格权案件特点

三、网上侵害人格权案件热点法律问题

四、综合治理网上侵害人格权的建议


一、网上侵害人格权案件审理概况

(一)收结案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在 2 年 4 个月时间里,杭州互联网法院共受理利用互联网侵害人格权案件 584 件,其中 2017年 33 件,2018 年 108 件,2019 年 443 件,年增幅分别为227.27%、310.19%,增长迅速。截至 2019 年底,共审结 484 件,服判息诉率为 95.3%,被告出庭应诉率超过 9 成,并实现 100% 全流程在线审理。

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数据也体现出涉网络人格权纠纷案件不断攀升,2014 年至 2019 年,案件数分别为 820 件、1208 件、1856 件、3252 件、3797 件、3537 件。同时,近 3 年来,涉网络人格权案件占全部人格权案件的比重不断提升,反映网络越来越成为人格权侵权的主要场所。

(二)案由情况

从案由来看,肖像权纠纷、名誉权纠纷和主要涉及个人信息、平等就业的一般人格权纠纷居前 3 位,分别为 299 件、214 件、22 件,占比分别为 51.2%、36.64%、3.77%。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来看,名誉权纠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肖像权纠纷居前 3 位,分别为 7346 件、4435 件、2257 件,占比分别为 49.77%、30.05%、15.29%(见图一)。


(三)判决结果情况

原告胜诉率较高(包括部分胜诉),占比近 8 成。超 9 成案件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近 6 成案件判决被告在全国性媒体上赔礼道歉,近 5 成案件判决被告在网络店铺首页及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置顶发布道歉声明,近 3 成案件判决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其主要发生在未经许可使用肖像权的案件中,但支持的数额少,距原告诉请赔偿平均金额 13.47 万元有很大差距。判决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比例不足 2 成。

(四)法条引用情况

从法条引用来看,存在分散的情况。近 20 组案件侵权事实类似,但判决引用法条不一。目前人格权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总体较为分散、滞后,难以满足互联网时代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存在找法困难。



二、网上侵害人格权案件特点

(一)当事人分布广泛

案件共涉及 1281 位当事人,遍布在 28 个省份,充分说明利用互联网侵犯人格权不受地域限制这一特点。

(二)商事主体涉诉较多值得关注

涉诉当事人中,有自然人 718 位,法人及其他组织 563 家。其中自然人原告 401 位,法人及其他组织原告 68 家,案由往往是企业遭受商誉侵害提起的名誉权侵权诉讼;自然人被告 317 位,法人及其他组织被告达 495 家,反映出商事主体在互联网从业过程中侵犯他人肖像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情况比较突出。

(三)年轻被告占比较大

317 位自然人被告中,20 至 40 岁的有 207 位,占比达65.3%,反映出网络空间治理必需强化对该类群体的引导教育和管理。

(四)影视明星、网络大V涉诉较多

影视明星作为原告的案件 233 件,占比近 4 成,主要涉及未经许可使用肖像用于互联网商业宣传。另网络大V与公众人物之间互诉现象比较明显,调解难度较大。

(五)未成年人人格权受侵害亟需重视

侵害未成年人人格权的案件 2019 年同比增长12%。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来看,涉学生案件数量达到 867 件,占比达 5.9%(见图二)。


(六)网络平台成为共同被告比较普遍,但判决担责较少

网络平台作为共同被告的案件占比 40.75%,判决网络平台需承担责任的案件占比不到 2 成。网上侵害人格权主要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网络平台往往成为被告,但因多数平台能够证明没有主观过错并采取了必要措施以及能够披露用户信息而不用担责。

(七)网络平台披露用户信息不够及时全面

网络平台成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中,60% 的平台都是在原告起诉后才披露侵权用户的信息,37% 的平台在用户要求披露信息时仅提供手机号码。原告单独起诉网络平台的主要原因是其未披露侵权用户信息。大部分平台披露信息只能提供手机号码,没有披露用户真实姓名、地址,达不到明确被告身份的要求。

(八)精神损害赔偿已成为诉求重点

51%的原告同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大部分原告不能证明其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判决支持比例较低。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来看,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案件 6308 件,占比42.74%(见图三)。


(九)诉因复杂多样,个人信息日益成为焦点

网上侵害人格权的表现形式主要为网络用户在社交平台以文章、图片、视频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揭露他人隐私,未尽注意义务发布、转载不实信息,网店未经允许使用他人肖像等。近 4 成案件与买卖、借贷、美容、健身、培训、邻里关系、劳动关系等基础性纠纷有关。近 2 成案件与征信数据、账户注册、交易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密切相关,该类案件在 2019 年同比增长16%。部分案件还涉及知识产权和刑民交叉。



三、网上侵害人格权案件热点法律问题

(一)利用AI换脸软件给他人“换脸”的侵权认定

利用AI换脸软件等信息技术手段生成的图片或视频中呈现的肖像仍然能够让公众直观地辨认出就是某特定自然人,则该行为涉嫌侵害他人肖像权。对于利用AI换脸软件恶意毁损、玷污、丑化他人肖像的行为,不仅构成对肖像权的侵权,还可能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需特别说明的是,除了涉及肖像权、名誉权侵权之外,AI换脸软件还可能会涉及著作权、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侵权的问题。

(二)APP违规搜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认定

根据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在无法律依据或者合同约定情况下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可以认定为违背合法原则。强迫用户授权,或者以默认授权、捆绑服务、强制停止使用等不正当手段变相诱导、胁迫用户提供个人信息,可以认定为不符合正当原则。为积累大数据以精准分发广告、推广产品而收集的个人信息,与用户当前需要无关,可以认定为超出了收集的必要限度。缺失隐私政策或者个人信息规则不完整、在征得用户同意前即开始收集个人信息、频繁征求用户同意、干扰用户正常使用、实际收集的个人信息超出用户授权范围、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未经用户同意向关联公司等其他公司提供个人信息等行为均可认定为违规搜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注意的是,为了鼓励大数据行业的发展,提振数据生产力的效用,在“用户同意 + 匿名处理”情况下,应允许数据流动。

(三)网络平台的责任认定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及相关规定,认定网络平台的责任关键在于以下几点:1.网络平台自身利用网络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网络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如果网络平台对被诉的侵权内容主动进行过选择、整理、分类,或者被诉的侵权行为的内容明显违法,并置于首页等可为服务提供者明显所见的位置,则可以认为网络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侵权行为。判断网络平台采取的必要措施是否及时,应结合网络服务的性质、被侵权人发送通知的时间、形式、准确度等情况、网络信息侵害权益的类型和程度等综合认定。3.相关主体辩称其仅为提供存储服务的网络平台,但未提供发布者的身份信息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网络平台披露信息是否及时的判断以及仅提供用户手机号码能否认定为已履行披露义务仍存争议。

(四)诉前禁令的适用

诉前禁令,是指当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时,如果不及时制止,将导致损害后果迅速扩大或难以弥补,在此情形下,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法院颁发禁止令,责令行为人停止相关侵权行为。目前,实体法意义上的诉前禁令主要适用在知识产权领域,在人格权领域因无相关规定而极少适用。笔者认为,互联网上发生的人格权侵权行为,其内容传播迅速、跨地域性强,其损害后果不可逆转,甚至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害,而受害人自身往往难以对其制约,因此,在人格权保护中,更应当强调对损害的事先预防,由公权力提前介入。例如,在网上发布他人的隐私照片,如果不及时删除或者屏蔽,则可能在世界范围传播。再如,某群控软件擅自监测、搜集、上传大量微信用户数据至第三方系统,如不立即停止该行为,将可能对不特定用户信息和通讯安全构成危害。因此,有必要通过诉前禁令及时制止不法行为。同时,为了防止诉前禁令被不当使用,需要明确其适用条件,并由法院对此进行必要的审查。

(五)转载网络信息是否尽合理审查义务的认定

网络用户转载网络信息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责任。认定转载者过错及程度,应当综合转载者所承担的与其性质、影响范围相适应的注意义务、所转载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明显程度,以及对所转载信息是否作出实质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标题,导致其与内容严重不符以及误导公众的可能性等因素。就注意义务而言,普通网络用户与专业媒体、网络大V等有所不同。对于普通网络用户,应对所传播内容来源的可信度和内容的合理性、合法性、时效性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对明显争议内容作必要的调查,排除正常人的合理怀疑;对消息来源无法确定,但确有合理理由需再传播,转载者应在转载过程中对其传播消息的不确定性进行特别说明;对涉及私人属性的网络消息应尽更高的审核义务;在发现转载的信息可能涉嫌侵害他人权利时,应立即删除。对于专业媒体、网络大 V,由于粉丝量大 , 影响范围更广,在转载时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

(六)公众人物对网络评价信息的容忍义务及其限度

公众人物一般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且能因此从社会中得到巨大利益,并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公众人物在享有普通人所不能享有的社会知名度、关注度、影响力、号召力等特有利益的同时,还应受到一定制约机制的约束,对外界评价承担更多容忍义务。在新闻报道或者评论中所述事实真实的情况下,即使存在遣词造句不当,甚至有个别言词夸大,只要作者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就不应当认定为侵权。应当注意的是,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不是绝对的。一是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应以公共利益为限,对于不涉及公共利益及社会公众生活的领域,公众人物享有一般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全部民事权利,名誉权依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二是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应以正当舆论监督为限,如果评价者主观动机不纯,有恶意损害公众人物人格权的企图,那么不可以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为抗辩理由主张免责。

(七)违约之诉中是否支持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

在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中,网络平台将买家正常退货行为误判为恶意退款或者将卖家误判为售假,对其进行处罚,造成对方人格受损的情况并不鲜见,对于能否支持相关买家或者卖家主张的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一般认为在违约损害赔偿中不包括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仅仅是存在侵犯人格权和一部分身份权并给受害人带来精神痛苦时才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在违约之诉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就会使当事人赔偿范围不断扩大,一般也会超出合同当事人的预见范围,同时这种损害结果又难以确定,因此原则上受害人不能基于合同之诉要求违约方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另一种观点认为,有些案件如果单纯地以违约案件来处理,对原告只给予财产上损害赔偿的话,会显得不公平,因此,一方违约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损害方可以同时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以及精神损害赔偿。两种观点及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并不统一,对此需要法律明确。



四、综合治理网上侵害人格权的建议

(一)对网络平台的建议

在涉网人格权保护中,网络平台应落实主体责任 , 切实担负起社会责任。一是加强守法自律。不生产制作、引流推广侵犯肖像权、名誉权等内容,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系统本身的功能目的来收集、处理和流转数据,完善用户信息分类分级保护,有效开展数据安全合规性自评估,规范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行为。二是加强平台自治。优化投诉处置流程和操作界面,提高对于投诉内容侵权与否的判断能力,及时履行通知—删除义务,加大侵权处罚力度,主动化解纠纷,为溯源治理发挥积极作用。三是加强智能排查。创新升级算法模型,利用更加智能的技术手段依法实时排查、删除明显侵害他人人格权的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内容,全面挤压侵权内容生存空间。

(二)对网络用户的建议

在日趋复杂的互联网环境中,网络用户应提高文明意识和法治意识,加强自我保护。一是理性文明上网。遵守网络道德规范,理性文明发表言论,不为增加点击率做恶意标题党,不盲目转载他人文章,不泄露他人隐私,在宣传介绍商品时不违法盲从傍明星,在处理其他纠纷时应避免侮辱、诽谤他人。二是依法合理维权。在网络上发现有侵犯自身人格权的内容时,联系对方删除,如对方不删除或不知道对方的联系方式,应向网络运营者发出有效通知,要求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并根据情况进行投诉、起诉。同时,提高证据意识,通过可信时间戳等方式固定电子证据。三是加强自我保护。提高保护个人信息的敏感性,选用安全合规的应用软件,安装时认真阅读其应用权限和用户协议,不随意开放和同意非必要的读取权限,不随意输入个人隐私信息,定期维护和清理相关数据。

(三)对监管部门的建议

涉网络人格权侵权形式隐蔽多样,监管难度不断加大,监管部门应探索完善治理方式。一是加强源头治理。深化网络社交平台等各类账号的实名制管理工作,深入了解行业经营模式,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深挖细查专门搜集、制作、传播侵犯他人名誉、隐私等内容的主体,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标准和规范,对应用软件上架前开展隐私政策评审评级工作,常态化评估下载量大、用户常用的应用软件。二是加强协同治理。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应进一步加强联合式执法,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工作协调,提高行刑衔接打击力度。同时,还应协同网络平台、行业组织、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等,形成保护人格权的良好生态和强大合力。

(转自“人民司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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